朱文斌与王勇之文(原载2019年11月1日菲律滨《联合日报》辛垦副刊)

　　在误读中盛开朵朵诗花

　　一一写在余境熹《诗心永恒：刘正伟作品再论述》出版之前

　　/王勇

　　香江诗友余境熹精写「误读」诗评，可以说，他开创、开拓了一种「误读诗学」，形成自己的诗评、诗论风格，应予肯定与赞赏。这本《诗心永恒：刘正伟作品再论述》，共分三辑，辑二与辑三均为读误。

　　我与正伟、境熹分处台、港、菲三地，是网际网络的罗网把我们网在了一起，使我们互动频繁、便捷，以诗文印心。境熹博览群书，加上有独特的记忆力、观察力、鉴赏力与判断力，更主要的是他还有推动评诗读人的热诚，他的每一篇评论、每一篇误读，都在其天马行空的驾御下，不仅仅是点到即止，而是命中要穴。

　　《诗心永恒：刘正伟作品再论述》是打开正伟诗作的多棱镜与旋转门。境熹的评析与误读已经非常深刻与精到，我不想再作解人，佛头着糞，我只想就正伟为诗奉献与境熹的「误读诗学」现象分享一点粗浅观察。

　　我与正伟相识于他创设的「诗人俱乐部」这一无限开放、包容的平台，正伟以无私奉献、与人为善的心态与行为，支撑并推动现代诗的交流与普及。他的投入严重到「不务正业」的程度，当然，在他的眼里，凡是与诗有关的东西都提升到了「

　　正业」的高度。我敬佩为诗献身、为诗奉献的有心人，正伟的诗、正伟的古道热腸感动着我。更何况，正伟倡导的「新诗绝句」四行诗与我推广的六行、五十字内的「闪小诗」不谋而合，我俩心意相通，皆坚持微诗的中华名称，不向俳靠拢。

　　以「误读诗学」独辟诗评蹊径的境熹，他的「误读」也许仁智互见，有人认为有故意「误读」的成份。其实只要留意他的文章，某些误解不但他都已料到并已作了不止一次的陈述。

　　境熹的「误读」非同寻常，没有广博的学识与刻苦的用功，根本写不出这种足以让诗抵达更远的远方的评析。

　　境熹的「误读」，就像诗的钻石在阳光的照射下，不同的切面折射出各自的光芒。甚至更进一步，他的「误读」已经达到再创作的地步，这有时会给某些诗人造成难堪，他们认为「误读」误导了诗人的原意。其实，打开诗眼(天眼)的诗人应该比常人更大气，应该允许评论者有置评的空间与自由。我百分之百支持境熹的「误读」，起码他的「误读」比许多「正读」更新颖、更有趣、更犀利、更到位、更深刻。

　　如今境熹的《诗心永恒：刘正伟作品再论述》出版在即，我有幸先读为快，觉得他与正伟的联手犹若双剑合璧，剑锋所及，诗花朵朵。读此书，就像在读一本诗的动漫，不光是静态，更是动态的。能把诗的评论写得如此奇特、奇妙、奇异，也非余境熹莫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境熹还很年轻，境熹的「误读诗学」同样还很年轻，你认不认同，请勿太早下定论。我相信，境熹不会让你失望，他总会带给你不断的惊喜 !

　　祝福境熹、祝福正伟，祝福在「误读」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误读」自己的心 !

　　2019年10月6日于马尼拉

　　近40年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下) /朱文斌

　　三

　　经过一定时间的资料积累和作家作品的推介，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菲华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菲华文学发展的综述文章，其中一类为反思菲华文学以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困境和出路的文章，如柯清淡的《危机深长，任重道远——泛论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尹康庄的《当前菲华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由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想到的》、袁勇麟的《新世纪菲华文学：坚守与突围——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赖伯疆的《菲华文学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惑》、汤建平和唐世平的《菲华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思考》、范鸣英的《菲华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同》等。柯清淡在《危机深长，任重道远——泛论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19]一文中，用短小精悍的八个字“危机深长，任重道远”来概括菲华文学在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指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语言角度来说，华文并非菲律宾主流社会的语言，这会给文学创作者们提供的生存空间很狭窄；其次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文化与土著文化对中华文化颇具排他性，直接影响了华文文学的延续存在；再次从文学界自身来说，菲华文学存在一些阻碍进步的内部弱点，这些弱点有时并不能完全避免。应该说柯清淡抓到了菲华文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切中肯綮，思考深入。袁勇麟在《新世纪菲华文学：坚守与突围——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20]中，反思了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一些问题，并坚信新世纪菲华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尹康庄的《当前菲华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由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想到的》[21]与袁勇麟的上述文章相辅相成，他认为当前菲华文学研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源的上溯与拓展，二是菲华文学发展动力的演变，三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并进一步指出：第一个问题的受关注会扩大研究空间，第二个问题的辨析可促成多向度思维的形成 ，第三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菲华文学的向前发展，从而思考菲华文学未来的走向。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对于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予以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菲华文学研究的真实情状，尝试着为未来菲华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还有一类综述性文章表现形式则为相当于文学简史或文学专题简史。这是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为《菲华文学史》的出现作好了前期准备工作。这类综述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有：施颖洲的《六十年来的菲华文学》、云鹤的《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楚复生的《菲华文学概观与建议》、凌彰的《菲华文坛回顾》、吴新钿的《菲律宾华文文艺七十年》、蔡沧江（江一涯）《菲律宾华文文学概论》、张炯的《菲华文学的世界意义》、和权的《菲华诗坛现况》、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白舒荣的《菲华小说管窥》、汪义生的《菲华女作家小说管窥》、吴奕錡的《二战以后菲华散文的历史发展》、陈思的《山川相异，日月同天：略谈菲华报业及文艺的社会背景》、喻大翔的《菲华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试估——以〈菲华散文选〉和其他选本为例》、李天赐的《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和《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菲华文学的播种时期》、林彬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菲华文学文化活动》、庄明萱的《菲华文学的世代交替与历史启示》、潘亚暾的《菲华文学论》等。

　　施颖洲的《六十年来的菲华文学》[22]是其为自己编选的《菲华文艺》所作的序言，对菲华文学60多年来的发展作了概述式的回顾，关注点主要放在文艺活动史实和文艺社团主要作家作品的阐述上。可以说，这些整理为菲华文坛保存了且自身也成为了珍贵的史料。陈贤茂因而评价说：“就其基本构架来说，已具备了文学简史的雏形。”[23]这里，施颖洲根据菲律宾社会政治的变化和现代史的进程将60多年来的菲华文学发展分成“播种时代”、“耕耘时代”、“成长时代”三个时期来论述对其他研究者富有启发意义。蔡沧江（江一涯）在《菲律宾华文文学概论》[24]中则对施颖洲的分期加以发挥，将菲华文学发展分成了四个时期：1.酝酿时期（1888—1918年），已有华文报社和华文教育的产生；2.播种萌芽时期（1917—1941年），受“五四”运动波及，白话新文学萌芽，开始出现了侨民文学和文艺团体；3.成长时期（1941—1972年），华文报刊与文艺团体增多，出现抗战文学、侨民文学和爱国文学，50、60年代受台湾文坛影响较深；4.发展时期（开花时期）（1981— ），菲华文坛与中国大陆文坛联系紧密起来，交流日益频繁，菲华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走向世界。由于1972年至1981年实行了“军管”，菲华文学这段时期的发展是空白，因此没有介入分期。应该说，以上的分期概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合理地把握菲华文学发展史实，但将历史透明化并赋予确定的意义作为文学发展的背景只是一种读法，菲华文学的发展应该还有更为丰富的阐述。

　　其他如云鹤、楚复生、凌彰、吴新钿的综论文章各有特点，都是基于史料对菲华文学60、70年来的发展或概述、或回顾、或前瞻，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由于它们篇幅长短不一，且写作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相互弥补不足。但总的来看，它们对菲华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梳理还不够明晰，各种文学活动的记载也不够全面，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

　　和权、赵顺宏、白舒荣、汪义生、吴奕錡、陈思、喻大翔、李天赐等的综论文章属于专题简史形式，它们要么概述菲华诗歌发展状况，要么对菲华小说进行管窥，要么为菲华散文寻找历史脉络，要么略谈菲华报刊及其社会背景，要么总结抗战时期菲华文学成就等，无疑丰富了对菲华文学的研究。比如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25]简单地将菲华诗歌发展分成20世纪“30、40年代”、“50、60年代”、“80年代后”三个阶段论述，对每个阶段所出现的诗人诗作及刊物和文学活动都进行了整理，并简要归纳出每个阶段菲华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如他认为，50、60年代菲华诗歌创作繁荣，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个人风格的逐步形成，二是青年诗歌的普遍崛起”。80年代则进入现代诗创作阶段，现代派特征表现为“明显强化了的生命意识与内省意识”以及“强烈的寻根意识”。赵顺宏的总结虽然只是以诗歌为分析对象，但其所构筑的简史框架对于菲华文学整体发展也是适合的。喻大翔的《菲华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试估——以〈菲华散文选〉和其他选本为例》[26]一文认为菲华散文的题材与涉及的主题倾向覆盖面非常广，具体表现为五种范式：一是丁明式（客位身份很难改变）；二是若艾式（对中华文化、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三是晨梦子式（在描绘故国家乡时往往很少涉及尖锐和重大问题）；四是柯清淡式（华人融入菲国文化与社会、并开拓主题新层面）；五是楚复生式（探索华人在菲国的“旅人”心态）。作者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菲华散文具有这些突出的艺术性，所以菲华散文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包括大陆）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地位。李天赐的《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27]和《抗日战争前后的菲华文学——菲华文学的播种时期》[28]在总结抗战时期菲华文学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意义。这两篇文章互为补充，将抗战前后的菲华文学分为三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并认为这三个阶段事实上是菲华文学的播种时期。较为难得的是，作者以大记事的方式进行罗列，构成了简明的菲华抗战文学发展史。

　　对于菲华文学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未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全面而有深度的《菲华文学史》。我们知道，文学史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是文学研究最高阶段的产物，除了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史料积累（包括作品推介、作家综论、文艺运动和思潮综述、文学经典遴选、文学大系编撰等）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机缘及有识之士的爬梳整理才能达致。就菲华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乏有识之士搜集整理并保存有关资料，如20世纪80年代末，王礼溥出版专著《菲华文艺六十年》（菲华文艺联合会1989年版）是一部类文学史著作，在菲华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以历史的线性发展为经，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为纬，串起并呈现60年来菲华文学历史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面貌。它以史料见长，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社团、文艺刊物、发表著作、文艺比赛、文艺座谈会均有记录，这些本身已成为了菲华文学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1999年，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由厦门的鹭江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文学史近200万字，其中第三卷有近一半的篇幅是关于“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的撰写。这一部分几乎是由吴奕錡和赵顺宏二人共同完成的。他们二人以此为基础，将关于菲律宾华文文学发展的书写成功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1997年底完稿并通过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结项验收，先纳入了《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后于2000年定稿并扩充为《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既有对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总体概述，也有关于菲华小说、菲华散文以及菲华诗歌的专题论述；除了分章节评述了20多位菲华重要作家之外，还对菲华文坛主要的文艺社团、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以及施颖洲编选的《菲华文艺》也以单章单节形式予以评介。这是目前为止关于菲华文学以史的面目出现的较为全面的一次总结。可惜这部文学史只写到了20世纪末，关于新世纪菲华文学的发展还未涉及到，再加上资料搜集的困难，存在种种缺憾是无法避免的，正如两位作者所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几点不如人意的地方：一是对光复以前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论述上的模糊；二是戏剧部分的暂告阙如；三是个别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还未能予以评述。”[29]另外，2007年，庄钟庆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主体部分是由七位中青年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分别撰成六个国家华文新文学发展史，涉及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其中菲律宾华文文学史部分是由郑楚完成的，全书近70万字，较为厚重，但文学史框架却也未能脱离作家作品论为主的窠臼。事实上，不管怎样，这种概述加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模式还是简单化了一点，随着对菲华文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相信，21世纪肯定会有更加全面完整的《菲华文学史》出现。

　　可以看出，近40年来对菲华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但也反映出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与创作者文化上的某种隔膜感；二是研究思路的线性思维模式；三是整体研究格局上的松散状态。虽然不少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上述不足并已有所改善，但也还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研究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菲华作家作品论总是集中在施颖洲、林健民、庄克昌、吴新钿、王礼溥、云鹤、柯清淡、谢馨、陈琼华、施柳莺等少数不到30位作家身上，大部分作家或新锐出现的作家没有得到根本性重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方式方法相对单一，虽然也在寻求新的理论资源，视角和方法论有所转换，但深入程度不够，应该与本土和台湾学者形成互动之势；史料整理与搜集仍然是软肋，影响了文学经典的遴选、文学大系和文学史的编撰等，正如刘小新谈到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时所指出的那样：“近十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讳言，这门年轻的学科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缺少方法论意识、忽视理论构建、研究主体和对象间存在割裂、文学史的逻辑建构力薄弱等等，导致一些研究成果在历史定位上的失当和分析上的表层化。”[30]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性的华文文学交流活动日趋活跃以及一大批理论功底较好的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菲华文学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必将有一个可持续性的良性发展前景，也必将出现一批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研究》（17AZW020）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朱文斌，男，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稽山杰出学者。)

　　注：

　　[1] 1933年，林健民等人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新文艺团体——黑影文艺社；同年，《洪涛三日刊》、《海风旬刊》等文学阵地相继创办，标志着菲华新文学得以诞生。

　　[2] 1972年9月21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戒严令（简称“军管”），停止一切政党社团的活动，逮捕反对派人士，所有华文报刊均遭封闭；1976年，菲律宾教育实行全国“菲化”，严重打击了菲律宾华文教育，菲华文坛由此进入冬眠期。一直到1981年马科斯宣布取消军事戒严令，菲华文学才得以复苏。

　　[3] 载《华文文学》1989年第3期，

　　[4] 载《华文文学》1999年第1期，

　　[5] 载《文学教育(中)》2012年第8期。

　　[6] 载《华文文学》1998年第3期

　　[7] 载《华文文学》1998年第3期

　　[8] 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

　　[9] 载《暨南学报》1994年第2期

　　[10]杨振昆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54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16页。

　　[12] 这六篇论文分别是：张炯的《菲华文学的世界意义》、刘登翰的《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钦鸿的《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读菲华作家柯清淡的诗与散文》和《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白舒荣的《菲华小说管窥》、王淑秧的《柯清淡的散文与“蒲公英”精神》。

　　[13] 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4] 杨振昆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340页。

　　[15] 载《八桂侨史》，1998年第1期。

　　[16]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4期。

　　[17] 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8] 载《香港文学》1998年第5期。

　　[19] 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20] 载《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1] 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22] 载《菲华文艺》，菲华文艺协会1992年3月，第4页。

　　[23] 载《华文文学》1993年第1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8页。

　　[25] 载《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

　　[26] 载《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7] 载《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28] 载《八桂侨刊》2002年第2期。

　　[29]吴奕錡、赵顺宏：《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写在前面的话》，《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0] 刘小新：《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上中下之下，全文完)